面对自然灾害和经济衰退的双重打击,在危机达到顶峰的20世纪80年代,毕尔巴鄂在政治主导下,特别设计了一套城市复兴的运营机制。经过数年的商讨,1991年相关部门最终通过了毕尔巴鄂都市区复兴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 for the Revitalisation of Metropolitan Bilbao, 1991.)并成立了一个促进机构Bilbao Metropoli-30(BM30),为推动复兴进程提供便利,完成战略规划的目标。规划意在重新定位经济类型,激励包括服务业、旅游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同时,毕尔巴鄂的城市化也在寻求突破,重新修复河流,寻找适合内尔维翁河的项目,建立与城市价值之间的新联系。
Bilbao River 2000 (BR2000)则是另一个发展机构,成立于1992年,它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曾经被港口和钢铁工业占据地区的大尺度复兴建设,被誉为在复兴进程中最有意义和价值的城市政策干预机构。而正是由于这两个不同尺度的城市开发促进机构,使得一系列基础设施和大尺度、大事件的城市建设得以进行。[1]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毕尔巴鄂许多老旧的工业区被邀请而来的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改造成了现代的公共或私人空间。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属古根海姆美术馆,它坐落在一个旧码头和木材仓库的所在地,临近始建于1970年代的 La Salve 桥。
1991年,巴斯克政府多番邀请所罗门·R·古根海姆基金会(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在毕尔巴鄂设立分馆美术馆。尽管当时古根海姆同意与巴斯克政府合作的条件相当苛刻(包括 2.3亿美元的启动资金,美术馆的定位及运营等),但巴斯克政府还是坚定地推行了既定的复兴战略,将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视为重振整座城市的新生战略的重要一部分。
克伦斯鼓励并支持弗兰克·盖里进行大胆而新颖地创作。而那时盖里刚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建筑界公认的最高奖)不久(1989年获得)。一如该奖项的评语——弗兰克·盖里充满了实验性精神,他像毕加索一样备受争议,他的建筑是空间和材料的并置拼贴……(“Always open to experimentation, he has as well a sureness and maturity that resists, in the same way that Picasso did, being bound either by critical acceptance or his successes. His buildings are juxtaposed collages of spaces and materials that make users appreciative of both the theatre and the back-stage, simultaneously revealed.”)[3]
“金色年华”
1997年这座采用钛合金板覆盖的充满曲线的建筑一经面世,即大获成功,在建筑界和公共评论当中好评如潮。首届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将其描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建筑”(the greatest building of our time),纽约时报称赞它为“商业辉煌” 。独立报称美术馆为“惊人的建筑壮举”。